——她又进入了这种高度的创作亢奋状态，嗓门和手势很大地告诉我：“纽约有些层面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！并不是你走穿了城就看见了纽约…，纽约可以是多愁善感的，诗意的，痛快的，怀旧的。反正你能发掘出任何层面的。纽约，各种情绪的纽约…”

　　陈冲这天穿一件傣族姑娘的筒裙，长及脚面，上身一件吊带背心，颜色以海蓝和玫瑰红为主，图案是民间扎染之类，充满热带风情。她告诉我，筒裙真实就是一块布料，往身上一裹，在腰间系个结子。这装束使她显得利落而婀娜。我想，她仍是这样美丽，我原以为女人一做导演就去掉了一半女人味。

　　--征服理查·基尔

　　“下面面临的，就是我们必须让理查·基尔和维娜那.瑞德信服，我有这个能力来导他们的戏。”陈冲在赴纽约见两位明星的前一天告诉我。“我特紧张！万一两个明星面前我压不住阵。制片人也没法强行用我。”她说那一整天都在接制片人的电话，告诉她做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准备，甚至在见面的晚宴上怎样着装，制片人都有不少顾虑。他们开始告诉陈冲，要她穿得考究一些，证明她对这回初次会面的重视，以及认真和诚意。过后他们又觉得不妥，要陈冲穿得随意些，妆也尽量化淡一些，这样能让她的智慧被强调出来，外观稍受忽略。美国人很少认为漂亮女人会有惊人的智慧。如果一个漂亮女人真的把学问做精彩了，那她漂亮也白漂亮了。好莱坞只有很少几位女导演，就证明这个社会心理现象在好莱坞是普遍和典型的。最后制片人也拿不准陈冲究竟以什么形象和理查.基尔会面最合分寸。而陈冲准备更充足的，却是在她剧本的陈述上。她穿着朴素但雅致的便装飞往纽约，出现在晚宴上。作为一个刚完成处女作的女导演，要让一个有几十年影龄的著名电影明星口服心服，她知道不能单靠自己的形象和魅力，她必须在智慧上征服他。事后陈冲告诉我，理查·基尔在最初几个回合的对话中安定了她，他说他喜欢陈冲在《天浴》中的导演手法。但当他们的话题转向“纽约之秋”，理查变得十分严肃了。他要陈冲给他几段设想：演员调度或镜头运用或情绪渲染。实际上陈冲对每段戏都做了基本构思，这时便也就拉开架式向理查比划起来(我了解她，她一旦进入状况便是手舞足蹈，口若悬河，极其忘我的)。

　　“其实，我用的是同一套构想，把五个制片人说服了。就到了理查.基尔这里，他不轻易放过我！他可没那么好糊弄！比如说，我讲到男主人公出场的镜头(她用手比划给我看)，我说：这里，我打算用‘自由镜头’，理查马上打断我，问我：‘你能不能再具体一点，解释你的‘自由镜头’？我当时心里一惊，想：我还没有那么细节化的准备呀！可他就像等着看一张画的初稿一样，没颜色没五官不要紧，但你得把具体构图给他看清楚。我一急，即兴作出处理来，告诉他，男主人公怎样先是和人群混成一片，象征他是我们身边天天擦肩而过的众多普通人，但慢慢让观众意识，这个个体，就是他，就要发生一场奇迹；而每一名纽约大街上的匆匆过客，也都可能经历过或将经历一场感情的奇迹，这样把男主人公渐渐变成一个独特的、绝无仅有的个人感情世界...”

　　陈冲从纽约回到旧金山的早晨，电影公司和理查.基尔个人都已送了大束鲜花，以表达祝贺，但她仍不愿和朋友们以及媒体谈及此事。她说：“真有好运气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迷信了：美国人忌讳讲没有实实在在到手的好事，怕一讲就把运气道破了。我得等签了合约之后，才会真的相信这桩运气。”

　　她告诉我，这样一切就绪，只等导演的事在好莱坞是罕见的。一般从剧本到筹集资金，导演得花几年时间去奔波操劳，有时花费了心血和时间还会是一场空。

　　--为女儿上夜班

　　我到纽约的时候，陈冲的女儿已在一周前到了。陈冲白天在外面跑十几个小时，看景、选景，晚上尽量推掉一切应酬，回家陪十个月的女儿。她说：“彼得工作太忙，不能常来纽约看我。不过有女儿在身边，我感觉多半个家都搬过来了。女儿现在懂事了，每天早上我出门，她都叫、闹，不想让我走。我幸亏下了狠心把她带过来，不然妈妈消失了四、五个月，说不定会影响她的心理发育呢。”

　　陈冲做母亲也做得敬业。用陈冲的母亲的话来说：“太紧张了，都快成神经质了。”陈冲同我谈到女儿的心理发展，说她希望女儿像父亲心

态松弛，容易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满足。她嗓门忽然一大：“不过她现在已经有点失眠症先兆了！说不定以后还是跟我一样，爱紧张，操心太多，弄不好再来个失眠！所以我尽量不要让她心理上有阴影：妈妈怎么会消失了呢？！小孩讲不出来不等于她不会焦虑，不会受伤。” 

　　我说她是看了太多的“母亲须知”，“幼儿心理”之类的书。陈冲在怀孕期间，把所有有关幼儿营养、智力发育、心理健康方面的书读了个遍。比方她不让我对她女儿用“NO”这个字。她说：“小打小闹的错误，不要用这个字，不然用多就变皮实了，以后她真的犯错误，你说‘NO’，她明白这事真的是不可以做的。做，就会有后果。”陈冲这个大大咧咧、随随便便的人在做母亲和拍电影两件事上，认真到呆气的地步。

　　一天晚上，我和陈冲一块吃饭。饭后谈了一小时的剧本改编。离开餐馆时已近十点，陈冲匆匆忙忙往家跑，问她什么事这么急，她说要赶上女儿入睡前陪她玩一会儿。我们都笑她去“上夜班”。 --“给我天鹅”

　　上星期我打电话到纽约，陈冲那边始终是留言声。她三天后给我回电话，声音里充满疲惫。她说： “我和制片在现场吵起来了。五个制片整天盯在现场，只管每天拍戏进度，我的设想他们认为会花太多时间，就否定了……我当时差点想辞掉不干了。顾长卫(“纽约之秋”的摄影师)来安慰我，说我辞他跟我一块撂挑子。后来彼得打电话来，稳定了我的情绪，要我看清一个导演不能只图满足自己的创作热情，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剧组负责任。理查·基尔也和我长谈了一次，说要实现自己的创作设计不能硬来，要和制片们沟通，要有一部分妥协。我总算想通了，不过积极性受到了打击。我想，以后最能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，恐怕还是独立制片的电影，不过我这次导大片的经验是难得的。”

　　我忽然想起她最初接这部片子时说的话。她说：“要让美国人浪漫起来挺困难，美国人生活太容易，缺乏动力；没有禁锢，因此感情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。很难在没有动力的情形下形成任何激流。他们也羡慕中国这样的国家，能有伟大的情操，能产生史诗式的浪漫。在“纽约之秋”里面，我能够看出他们在寻找，寻找激情，寻找伟大的情操。不过他们找得十分吃力，因为民族性决定了。他们找我来导这部戏，大概希望我这样一个来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女人，能给他们新的导向、新的视角。我对他们最好的回答，真实就是请他们去着贝特鲁奇最新的电影《围攻》(《BESIEGED》)。一部小戏，伟大的情操，这是个人情感方式和艺术信仰的双重宣言，双重实现。”

　　我不知道要怎样阔大的襟怀，才能完成如此的“双重实现”。陈冲起码是知道她想实现什么，怎样实现，她尽量少地社交，尽量少地收拾打扮自己，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一分为二，一半给她的作品，另一半给她的丈夫、女儿，她的家庭。她同样热烈地爱这两个一半。在她和制片发生争执之后，摄制现场的临时洗手间墙壁上，出现了若干匿名字迹：“我们爱陈冲。”类似的字迹也出现在摄制组办公楼的电梯上，用各色圆珠笔写的，字体不一，却同等真诚。我想，陈冲对艺术，对生活，对人间真情的热爱，最先感染了离她近的、默默与她合作的人们。他们看到，不管对任何事任何人，这个中国女性从来都是给予一份有深深的关注，她从来没有轻率和轻佻的处世待人态度。他们已预感到，经过陈冲的执导，“纽约之秋”不可能是一部过眼烟云似的好莱坞影片，陈冲把自己的生命溶了过去。

　　为了写这篇稿，我不得不打电话到拍摄现场去向陈冲核实一些情况。她不是精力十足，就是疲惫不堪，为了一度一度争取创作空间，她常常和制片人商讨甚至争论，常常嗓音嘶哑地对我说：“快累死了！要几只天鹅都那么难！她想在中央公园的人工湖里放几只天鹅，制片人说这项花销每天平均两千美元，因此他们有所顾虑。”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见陈冲每天跟大家乘大巴土，由于路线关系，她得第一个上车，再随大巴土一路接其他人，人们认为导演工作量最大，这样就损失了她一小时的休息，便向制片请愿，让陈冲乘小车，直接去现场。制片人问陈冲对乘车安排是否有想法，她回答：“我可以继续乘大巴，但把省下的钱花在天鹅上，还我天鹅！“我在最后一次和她通话时问她：“天鹅还给你了吗？”她笑了，说：“我胜利了！”

　　拍摄进入最后十天了。陈冲说有了《天浴》和《纽约之秋》两部片子的截然不同的拍摄经验，拍《扶桑》她会稳重成熟得多。在拍摄空隙，她还要看《扶桑》的每一修改稿，提出建议。《扶桑》之后，一部部大戏在等看她去拍……，她哈哈一乐，说：“一发不可收拾了！……但我还是希望能有时间静下来，像过去那样，多读些好作品，看好电影，多思考。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拍得顺手，是因为我长期来的积累。一个人不能光去做、做，不去积累，积累有时比做还重要。